蒋介石国民党の圧制ー台湾人政治犯
一人の台湾人の自由への戦い
由國際人權角度探討二二八事件
謝聰敏
一、
二二八事件不是一場戰爭。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動用軍隊鎮壓『反對殖民地統治』的台灣人民。他的權力究竟從哪裡來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美國杜魯門總統任命麥克阿瑟將軍為太平洋地區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指派中國蔣介石委員長接收台灣日軍的投降。8月29日，蔣介石特任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負責台灣接收及軍政權責。這是陳儀權力的來源。陳儀的軍隊就是佔領軍，陳儀必須接受國際佔領法的約束。佔領軍必須遵守國際法保護佔領地居民的生命、尊嚴和財產。 陳儀的佔領軍及其官僚貪污腐化，愚妄無行，壟斷貿易與工業，以致危機四伏、瀕臨暴亂邊緣。
二、
在19世紀以前，一國家的軍隊侵入敵國的領土，敵國的軍隊撤退並且停戰，敵國領土因被侵入而不能行使主權，佔領國就取得該領土的主權。根據羅馬法的規定，該領土上的人和財物都任由侵入國處置。19世紀已有學者與判例主張，軍事佔領和主權割讓不同，戰爭結束簽訂和約之前，戰敗國尚未喪失主權。Eyal Benvenisti 的『國際佔領法』指出1907年的『海牙公約』第43條以簡短扼要的文字歸納學者的意見和法院的判例，作為現代佔領法的基礎。根據學者的整理，1907年海牙公約有關佔領法的部分有下列三個要點：
第一、佔領未移轉主權，佔領軍只是在尊重現行法律之下獲得合法的管理權。
第二、佔領軍應尊重被佔領地的人民生命、尊嚴和財產。被佔領地人民沒有效忠的義務。
第三、佔領軍應儘可能維持現狀，取得和使用公共或私人財產應有限制。（註二）
在二二八事件中，處理委員會派遣5人請願小組到領事館，請求將『二二八事件』真相向華盛頓傳達。雖然請求被領事館拒絕，有關人士似乎已經了解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國。至少台大林茂生教授已經認識佔領地的意義。他曾說：
台灣是合法受聯軍統師麥克阿瑟的統轄，陳儀只是來此監督日本軍隊與殖民統治的投降。…要是有人提起他們政治的合法性，以及他們在台灣的錯誤，他們就會很痛恨。
三、
二次大戰中盟軍堅持德日兩國無條件投降、終止敵對。德日兩國無條件投降後，盟軍要求免除適用1907年海牙公約第43條的約束。盟軍目的在以民主替代現有國家體制。盟軍入境德國，戰事還在進行，就宣布這項命令。日本的情勢則與德國不同，日本是在投降後，盟軍才登陸佔領。
無條件投降在法律上引來『崩潰』原則（the debellation doctrine）的適用問題。『崩潰』就是『俯首稱臣』（subjugation），交戰國的一方完全打敗，國家制度瓦解，戰敗國外無援軍。戰敗國已經亡國，國土也不存在，已經不是海牙公約的『被佔領國』，戰勝國有權合併，或者承受主權。這是客觀事實的認定，日本和德國不同。日本簽訂無條件投降時，日本政府體制仍然運作，不能視為『崩潰』。盟軍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是出於日本回應波茨坦宣言。因此，日本的無條件投降，改變日本的法律和體制，其範圍與已經消失的德國是同樣『無條件』。
盟軍取得德國的主權，包括德國政府所擁有的指揮權、邦和地方政府的權限在內。從此，盟軍在亡國的德國所採取的策略就是國內問題，不受國際法的干涉。
可是德國學者主張，德國人受到外邦統治，國際法的主體是國家，德國人民的權利是受到德國政府讓渡的影響。二次大戰後人權意識高漲，政府無條件投降，應不減少人民的權利。地方人民是權利的持有人，權利卻是人權典章所授與的。
所謂『崩潰』原則，免除佔領國行政當局受國際約束。這是陳腐的國家和政府不區分的觀念。盟軍從而擴張權力，把戰事當作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決鬥，現代主權在民，不是權貴所擁有，政府倒下，被佔領地的主權也不移轉。主權屬於當地人民，主權轉移應該受人民同意才能生效，否則只是佔領地而已。所謂『崩潰』原則已經不符現代法律觀念和政治哲學。1949年日內瓦公約已經強調主權在民，投降後的佔領也適用佔領法的規定—使用武力不能改變主權。
後來經過一段時期，在遠東的日本佔領地，自決的原則和反殖民主義的風潮逐漸取代佔領法。
盟軍在日本的佔領顯然和德國的不同，江永芳教授在『一個中國政策和台灣』論文中引用美國杜勒斯國務卿的話說：「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戰爭在1952年8月5日中日和約簽訂之前沒有結束，台灣是在軍事佔領中，台灣還是日本的一部分。」英國的工黨和保守黨政府也認為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盟軍行使權力。1945年中華民國軍隊佔領台灣，不是經過割讓，也沒有移轉主權。
四、
人權法是國家和人民之間的規範，保護國家管轄內的個人，包括公民和外國人，國家內部的動亂或緊張狀態，是屬於國內管轄事項。二次大戰期間，由於種族上、宗教上或政治上的歧視，人民的自由普遍受到剝奪，人民或被逮捕，或被軟禁，或被沒收財產，或遭強制勞動，或受酷刑，或被濫殺。本來人權是規定在許多國家的憲法之中，二次大戰以後為對抗極權暴力，人權受到國際上的關注，成為國際公法的一部分。1945年，聯合國通過憲章，人權法走向國際化，憲章第1條第3款揭示：『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中華民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對佔領地台灣人民的屠殺和迫害，就在聯合國憲章通過後發生，當時德國紐倫堡和日本東京的國際審判正在追訴戰爭犯罪，在國際法上任何人都必須為構成戰爭犯罪的行為負責，並受懲罰。中華民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屠殺行為應在國際法上負起戰爭犯罪責任並受懲罰，犯行官員與國家元首應不解除國際法上的責任。
佔領不移轉主權。這是1907年海牙公約所確立的原則。可是中華民國接收日軍投降之日，台灣、澎湖重入中華民國版圖。陳儀曾聲明：「台灣人民自民國34年10月25日起一律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外交部早已電告駐外使節照會各國政府表示：「台胞自34年10月25日起一律恢復中國國籍。」 中華民國佔領軍移轉主權、改變人民之國籍之行為已違背1907年海牙公約第43條之規定。第43條要求尊重台灣之現行法律、儘速恢復公共秩序與民間生活、維持現狀。
國際佔領法是一種人道主義法，保護非武裝衝突下的難民，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使人權法走向國際化。可是國際人權法是否能在佔領時期適用？英國Essex大學人權中心的資深研究員Noam Lubell 在2006秋季出版的一篇『在佔領中人權法的適用』報告中指出：每一個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有關人權機構、歐洲人權法庭、國際法院都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們的答覆都是一致的：人權法可在佔領時期適用。
美國林宗光教授閱讀美國有關文獻後曾經以『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為題提出報告，他說：
簡言之，儘管有開羅宣言，在和平條約未確定台灣之法律地位之前，中國領台之舉應該向盟國或聯合國負責。中國只是代表盟國暫時在台保護者，而不是主權行使者。鮑大可與國務院之『白皮書』均表示中國領台是根據太平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之指令第一號所採取的行動，其意義也在此。
從美國人的觀察中，二二八事件的中華民國佔領軍不但違背國際人權法，也未遵守1907年海牙公約的佔領軍的權利和責任。改變台灣的國際地位和人民的國籍，就是違反國際法的開端和二二八事件悲劇的起因。中華民國國家元首和犯罪官員都應該負起責任。
五、
台灣受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在台灣開拓水利，經營農產品加工，推行公共衛生制度，建立公正的司法和清廉而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華民國佔領軍司令官陳儀曾經在日本統治四十週年奉蔣介石命令來台參觀，回國後公然讚揚日本殖民統治。友人陳火桐研究在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人的國民所得維持日本人的八成。日本投降，陳儀奉命來台接收，即以日本殖民地總督制度為模型，設立行政長官替代總督，擁有軍權。
「台灣人民仍然反對殖民政府對居民的壓制。」美國司徒雷登大使在報告中分析，日本人退出，台灣人期待歸還利潤優厚的貿易、擴張他的既有產業、中國能接受他們的產品，過去輸出日本的剩餘物資能夠轉售中國市場，日本人50年奪取的財產能夠歸還台灣人，期待他們的產業經營分配到更大利潤。 在日本異國統治之下，台灣人已有團隊意識。陳儀接受之後，擁有軍政大權，蔣介石成為『新天皇』，來台陳儀集團壟斷政府重要中、高級職位，『牽親引戚、營私舞弊、貪贓枉法』接受成為『劫收』。中國記者唐賢龍報導：
自從國內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的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
陳儀的接收集團採取的是經濟統制政策，『物資管制、金融壟斷、物品專賣』，將日本人所留下來的二三七家公私企業、六百餘個單位，統統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說的二七家公司來經營。據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報告分析，無論交通、運輸、推棧、農產品、漁業畜牧、鋼鐵、電力、水泥、機械造船、石油、工程、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器材、化學藥品、製鹽等，無一不在統制之列。菸酒及樟腦火柴專賣依舊，鹽、糖、石炭則另設統制機構，對能營利的出口物資，則設置貿易局統籌產銷與輸出。
通常台灣工業雇用人員約有五萬人，在1947年1月，工業受雇人員低於五千人。台灣人不但擠不進高層機構，也進不了基層生產業。
中國監察院派遣來台調查之楊亮功和何漢文在報告中指出：「以工商企業之統制，使台灣擁有鉅資之工商企業不能獲取發展餘地，因貿易局之統制，使台灣一般商人均受極端之約束，因專賣局之統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無法生存。」 台灣經濟惡化、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六百萬人民中失業人口達到30萬人至50萬人。
台灣人應該追問：台灣佔領軍陳儀有什麼權利，負什麼責任？蘇黎世大學Daniel
Thürer教授在『當前佔領法之挑戰』一文中揭示：佔領當局不得運用權勢營私或迎合其本國人民利益，也絕不允許為佔領國或本國人民對其統制下之佔領地居民、資源或資產剝削。 陳儀在台灣剝削壓榨符合人民的要求嗎？
任何軍事佔領都是暫時的性質。主權未曾移交佔領國，佔領國必須保留現狀。根據1907年海牙公約第43條，佔領國必須尊重現行法律和制度，任何改變必須符合佔領法下的佔領國的義務，維護公共秩序和安全，保持領土上完整的政府。
關於被佔領地的經濟發展，我們必須討論佔領法是否禁止『轉型開發』？開發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陳儀的統制經濟有助台灣的經濟發展嗎？日內瓦大學的Lindsey Cameron認為問題的解答有兩個因素，那就是『轉型開發』的內容和被佔領地的情勢。佔領法目的在保存現狀，就是短暫性、即使30年或50年也不變，尊重佔領地的現行法律就是佔領國的權利和義務。表面上看，被佔領地不許轉型，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形。 Cameron女士先是討論佔領法是否允許轉型改變？國際法認定人權法和人道主義法可以在佔領地適用。二二八事件前夕之台灣『經濟惡化、通貨膨脹、物價暴漲』、人民失業，為促進佔領地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應該可以廣開佔領當局立法權力，何況佔領軍也應該消除『法西斯化』的日本殖民地統制經濟，走向自由化。
但是陳儀所推行的經濟統制政策似乎無所不統、亦無所不包。正如楊亮功、何漢文所說『以工商業之統制，使台灣擁有鉅資之工商業不能獲取發展餘地，因專賣局之統制，使台灣一般商人均受極端之約束，因專賣之統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無法生存。』陳儀的目的在『與民爭利、營私舞弊』，以腐敗無能的佔領軍經營殖民地，台灣能接受嗎？Jaume大學教授Jorge Cardona Llarens則對佔領軍的政策持不同見解。他提出佔領軍是由他國派遣，已有固定目標，動機已定，轉型開發應該嚴格解釋。佔領國唯一合法的行動就是『自衛』。 他認為Cameron女士的見解爭議甚多。Eyal Benvenisti也在『國際佔領法』書中指出啟用被佔領地才是正確的途徑。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台灣精英也異口同聲說：啟用台灣人。
六、
本件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郭章垣、李瑞峰、王平水、王育霖、吳鴻麟、林光前、施江南8人，除王平水係於事件中遭國軍亂槍射殺外，其餘7人遭國軍逮捕後，或遭槍殺、或行蹤不明，惟查無任何偵查及審判資料，且據現存之檔案資料，皆無從查知其等確切之死亡原因，更無任何叛亂實據，自應恢復其名譽，以安其英靈，慰其家屬，並解懸案。
— 見監察院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陳訴案調查報告
聯合國大會在1945年6月26日的『聯合國宣言』中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重與價值、討伐二次大戰期間『玷汙人類良心』的野蠻行為。不到兩年的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即以二二八事件的自由殺戮蹂躪國際人權、踐踏人類尊嚴、侮蔑人間正義。人權法已經從1945年國際化，應該在中華民國軍事佔領地適用。
類似中華民國政府在佔領地台灣實施大規模的政治謀殺，違反國際法的作為，終於在1980年第6次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引起公憤。大會稱呼政治謀殺是令人痛恨的罪行：
軍隊或者由軍隊或政府機構默許或其他支持的准軍事或政府殺戮和處決政治犯或犯罪嫌疑人的做法表示痛惜並予以譴責。
大會認為會應該根絕政府實施或縱容謀殺，而且號召所有的政府『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此類行為』。
在二二八事件遇難主犯中，據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分析，只有陳炘是經過審判程序在軍事法庭處死的。陳炘在二二八事件中臥病在床，未曾參與。遇害原因可能有三，第一，他人覬覦陳炘的台灣信託公司。台灣信託公司大於劉啟光的華南銀行，竟為華南銀行併吞。第二，『台灣文化協會』成員組織『大公企業公司』，希望接辦日本人的在台工商企業，不合經濟統制政策，與江浙財閥利益衝突。第三，陳炘見陳儀，指責陳儀未能啟用台灣人才。
二二八事件核心人物王添灯被憲兵逮捕後，遭受暗殺，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自稱『以汽油澆身燒死』。王添灯是強烈中國民族主義者，要求革新、自治。王死後仍被陳儀列為『在逃主犯』。
台北市參議員徐春卿出任日產處理委員會委員反對日產標售政策，影響江浙財閥權益。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之妻分娩死亡，日本籍迎婦產科醫師被捕，迎醫師為台大教授，徐春卿聯合黃朝生、陳屋、李端漢、李仁貴等人保釋，得罪軍方、保釋者皆在二二八事件被捕失蹤。
台大文學院教授林茂生未曾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他在事件還憂慮台灣『朝內無臣』、『身無寸鐵』、『烏合之眾』。果然憂慮成為事實，林茂生被捕失蹤，可能因所辦『民報』評擊公署獲罪。
教育廳副廳長宋斐如未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他是公署台灣籍官員位階最高的人，他創辦『人民導報』，言論激烈，因而獲罪，被捕失蹤。
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因氣喘未參加政治活動。台灣新生報源自日本統治時代之『台灣新報』，報社內台灣人勢力與來台大陸人不合，事件中刊載二二八消息，遂被捕失蹤。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事廖進平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請求美國領事館對外報導『二二八事件』。他介紹『中統』在台代表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與民間領袖蔣渭川相識，介入國民黨『中統』、『軍統』之爭，『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成為『中統』外國團體。他在事件中被捕遇難。
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批評時政遭忌，群眾包圍憲兵隊，向他借一面銅鑼，或許因而獲罪，在報社被捕失蹤。
醫師施江南博士在台灣醫界中聲望僅次於杜聰明博士，為政治協會理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得瘧疾，僅出席一次且簽名而已。在迎婦產科事件出面作證，罪不在醫生。據說，又曾得罪一位求診的軍人，施博士被捕失蹤。據陳逸松參政員告訴我說，女兒玲玉勇敢為父訴冤，寫信託他轉給蔣介石，蔣介石下令，亦無結果。監察院指出在軍事情報局的『正法及死亡名冊』，施江南列名其中，檔案中不見任何文書記載其事。
迎婦產科事件案辯護律師李瑞峰與其兄李瑞漢及參議員林連宗同時被捕。陳逸松參政員告訴我，憲兵強行邀請李瑞漢律師，其弟李瑞峰及林連宗參議員願意同行以確保安全。結果3人皆失蹤。李瑞漢為律師公會理事長，曾經主張『司法獨立』和『啟用台灣人』。
已辭職的王育霖檢察官由6個穿中山服配槍之軍人自住處強行押走後失蹤，他曾著有『提審法概要』。或許已經領悟在軍事佔領下如何尋求法律救濟。
高等法院吳鴻麒推事在辦公室被配帶省黨部記章自稱軍法處外來的兩人帶走，院長令庭長同行，亦被兩人拒絕。院長以電話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柯遠芬參謀長調查，柯否認。兩天後，深夜12點，南港橋邊聞槍聲。次晨發現8具屍體，認領5具，即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菸草公目專門委員林旭屏、華美醫院鄭聰、三重豆乾商周淵過和林定枝。吳鴻麟推事是迎婦產科案推事，判醫師無罪。
佔領軍政府常常處死討厭的人或有威脅的人，受害人的屍體隨後丟在河邊、路邊、或埋葬在沒有標記的泥土堆裡。在二二八事件中有『正法及死亡名冊』、『逃逸人犯名冊』、『自新份子名冊』、『曾經被捕或已釋放名冊』及『現在消遙法外份子』等黑名單。
柯遠芬參謀長在訪談中說：
民國36年3月9日陳儀召見渠表示已下決心，要取消所有處理委員會，下令逮捕所有為首者及幕後策動者。至於逮捕作業，主要是由憲兵依陳儀所核定之名單來執行。名單係由陳儀直接交給憲兵團長張慕陶……因係陳儀下令由張慕陶執行。
納粹軍隊在歐洲佔領區實施『夜幕掩護法令』（Naeht und Nebel decree）逮捕抵抗運動嫌疑犯，將他們秘密移到德國，使囚犯無聲無息地消失，產生威懾效果，且不提供他們的下落和最後結局的信息。台灣佔領區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犯下納粹暴行的『滔天大罪』。
二二八事件是獨特的殘暴行為，中華民國尚未離開聯合國之前，聯合國在1968年大會通過「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二二八事件即使年代久遠，繼承政權也應該繼續追蹤，且對遺族給予道德上及物資上賠償。
七、
失蹤囚犯被剝奪的人權有下列3種：
第一、 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
第二、 享有人道拘禁和不受酷刑、不人道的侮辱性待遇或處罰的權利。
第三、 生命權。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立『失蹤』問題工作小組，自1980年起，每年向人權委員會提出報告。199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保護所有人不遭受強迫失蹤宣言』。
針對二二八事件失蹤人士，監察院在受難家屬陳訴案調查報告中控訴：
……本院二年間雖勉力清查，惟各軍司法機關及情治單位皆無偵審檔案卷証文書，亦未見任何判決書，顯見渠等皆未經偵審程序，即遭秘密處決。且渠等遭受逮捕、處決，係在國軍第二十一師登陸之後，全台宣布戒嚴期間，社會秩序已在政府軍警掌控之下，渠等或有改革建言，但未參與判亂活動，驟遭憲警違法逮捕，秘密處決，至死亡日期不清，葬身之地不明，足証當時在台當局蔑視人權法治、藉此整肅、武力鎮壓，廣泛搜捕台籍菁英、地方領袖、羅織罪名、株連無辜，遂造悲劇。
在台當局可以免除應負的責任嗎？聯合國的『保護所有人不遭受強迫失蹤宣言』第7條規定，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況，不論是戰爭威脅、戰爭狀態、內部政治不穩定還是任何其他公共緊急狀況，作為造成被強迫失蹤的理由。在Bleier v. Uruguay和Quinleros
v. Uruguay兩案中，人權委員會認為應該對烏拉圭追究國家責任和個人責任，並給予國際救濟：
一、清查受害人究竟遭受了怎樣的命運。
二、將那些應對死亡『失蹤』或『虐待』負責的人繩之以法。
三、對受害人所遭受的冤屈進行賠償。
四、確保類似的侵害行為將來不再發生。
監察院的結語僅是說：「但由前述種種調查所得，可確定並無渠等之叛亂犯罪事証，自應恢復渠名譽，以安其英靈，慰其家屬，並解懸案。」監察院將重大屠殺罪行輕輕放下，顯然不符國際人權法之規定。國家必須尋求負責之官員繩之以法，並且對受害人賠償。
八、
在軍事佔領地中，人權實際上怎樣實踐？
那就是佔領軍如何約束武力的使用。佔領區使用武力就是以警察權統治的執法模式。國際人道主義法是有關國家間的相互義務的法律，目的是保護敵方人員的法律，用於武裝衝突。根據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規則，佔領軍遇到敵對的行為，有各種不同的執法模式。依國際人道主義的規則，佔領軍在國際武力衝突中殺戮敵對的個人也可以視為合法。當然對負傷的人或被俘的人是不允許的。
佔領軍到高雄市政府未遵命對空鳴槍示警，事先丟入手榴彈，然後見人就開槍，在市政府的人根本無法抵抗，死傷慘重，家屬向監察院請願的受難人王平水當時在市政府內，走避不及，致左臉中彈當場死亡。監察院認為：當時國軍以武裝兵力『平息暴亂』，竟不依槍械使用程序對空鳴槍示警，亦未加查証，不分青紅皂白，對於市政府附近之民眾一律認為係『暴徒』，投擲手榴彈及開槍射殺造成無辜人員慘重傷亡，本案受難者顯係遭公權力不當行使致死。 實際上，只有佔領軍的『暴亂』，沒有佔領地人民的『暴亂』。
軍隊和警察所受訓練不同。在執法模式中，使用武力必須出於絕對需要，使用殺戮武器必須是最後的選擇，在行政院二二八事件調查小組和監察院調查報告中，失蹤和殺戮都是由佔領軍軍方所發動的。佔領軍只能在執行特別軍事任務中使用武力，其他場合應使用較為適當的執法模式。從紐倫堡和東京戰犯審判以後，聯合國已經發現許多滔天大罪是出於酷吏的惡行，違反國際人權法，經過多次討論，通過『執行人員行為守則』和『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武器基本原則』，禁止貪污行為，尊重並保護人的尊嚴，維護每個人的人權。
3月13日，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由兩名佩帶省黨部記章，自稱軍法處來人自高等法院辦公室帶走，法院院長和庭長的阻攔也檔不住。15日深夜，吳鴻麒被槍決南港橋下，『臍下部及兩足股皆被打傷積血，呈黑紅色，睪丸破，其狀不堪注視。』
我曾經身受酷刑，『臍下部及兩足股皆被打傷積血，呈黑紅色』，不堪注視。在西方國家，軍事法庭是在普通法院停止運作以後產生，在中華民國佔領地台灣，軍事法庭可以在高等法院操作，綁架法院推事，窮凶極惡，公然挑戰法治和良知，宣布失蹤，施以酷刑，然後秘密處決，棄屍橋下。
1994年，美洲國家大會第24次常會通過『關於強迫人口失蹤的美洲公約』。公約第7條規定：
對強迫失蹤的刑事訴訟，以及法院對犯有此罪行的人員判處刑罰，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
中華民國雖然已經解除戒嚴，二二八事件已經事過60年，法院未曾洗血冤獄，國家未曾賠償損害，更應立法解除時效限制，確保類似人權蹂躪行為將來不再發生。
美國前司法部長Ramsey Clark在國際戰爭法庭上曾經說，愛國的最高規範就是在像當前的道德的危機中登高一呼：『我的國家不再觸犯戰爭犯罪或人道犯罪。』 我應該加上一句話：「我的國家不再觸犯人權犯罪，人權犯罪沒有時效限制，過去種種錯誤，應該緝拿兇手，給予賠償。」
1. Dr. Y. Frank
Chiang:”One-China Policy and
2. Eyal Benvenisti: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
江國青著：格林伍德：『國際人道法』戰爭法報告述評，見王可菊編《國際人道主義法及其實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101。
3. 林宗義，〈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見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前衛出版社，1989年，頁37。
4. Eyal Benvenisti，前揭書，pp.91-96.
5. Dr. Y. Frank
Chiang，前揭書，pp.21-26.
6.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賴澤涵總主筆，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13。
7. Noam Lubell: Applicability of
Human Right Law in Situation of Occupation.見Collegium,
No.34, Autumn 2006, p.50.
8. 林宗光著，〈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變〉，見陳芳明編，《二二八事變學術論文集》，前衛出版社，1989年，頁74。
9. 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前揭書，頁1-2。謝聰敏著，《台灣抵抗運動與華人世界》，見陳芳明編，前揭書，頁55。
10. John Leigton Stuart: Meworandum on The Situation in
11. 轉引自財團法人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2006年，頁27。
12. 同上，頁29-30。
13. 見Jeigton Stuart.
14. 轉引自財團法人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30。
15. 同上，頁35。
16. Daniel Thürer: 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Law of Occupation, 見Collegium, No.34, Autumn 2006, p.16.
17. Lindsey Cameron:
Does the Law of Occupation Preclude Tranoformational
Developments by the Occupying Power?見Collegium,
No.34, Autumn.2006, p.60.
18. Prof Jorge
Cardona Llorens,見Collegium,
No.34. Autumn, 2006, pp.77-78.
19. 奈杰爾、S、羅德雷著，畢小青、趙寶慶等譯。同上，頁77。《非自由人的人身權利—國際法中的囚犯待遇》，三聯書店，2006年，頁188。
20. 監察院，《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陳述案調查報告》，2004年，頁15。
21. 同上，頁86。
22. 奈杰爾、S、羅德雷，前揭書，頁271。
23. 監察院，前揭書，頁157。
24. 奈杰爾、S、羅德雷，前揭書，pp.278-279。
25. 監察院，前揭書，頁149。
26.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297。
27. Ramsey Clark and
Others: War Crimes. Maisonneuve Press, 1992,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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