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檔案之間

 

謝聰敏

 

    當我第一次站在軍事法庭接受公開審判的時候，我已經走過情治單位的腥風血雨，知道自己只是一大群思想犯的一個。在監獄裡，我遇到許多無辜的受難人，他們所受的酷刑和虐待已經給我深刻的印象。為什麼非軍人要送軍事審判？我在大學畢業論文就以《現行法律所保障的人身自由》為題目提出質疑。現在腦中的非軍人已經變成�K牢亡魂，他們就是學生、作家、工人和農人。眼前審判席上的軍法官都穿著草�告F的制服，於是我想起海明威小說中的軍法官，我當庭質問：「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是憲法給予的保障，我要依提審法的規定請求貴庭將本案移送台北地方法院審判！」

    我的請求立刻獲的我的辯護律師李琳的響應。他説，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但是台灣宣佈戒嚴已經十幾年，在長期戒嚴之下「惡法亦法」。他送上他手中的資料給法庭，在法庭上來回踱步，分析長期戒嚴所剝奪的個人自由。旁聽席上的聽眾屏息傾聽他的雄辯。

「辯護律師的言論已經超過辯論的範圍」審判長范明立刻出聲制止。

審判首先應該討論法庭的管轄權，但就警總軍法處而言，被告在庭上質疑管轄權這是第一次。我懷念四十年前能言善辯的李律師，我翻開檔案的每一頁，找不到開庭紀錄，答辯書和有關訴訟文件。我翻看其他卷宗，其他卷宗都附有訴訟文件，為什麼我的檔案缺少訴訟文件？

李琳是上海人，又是國民黨籍。在二次大戰中參加國民黨的地下組織，曾經體驗日本�K牢生活。他的辯護立刻獲得社會好評。彭明敏教授也聘請他當上訴律師。不幸彭教授的另一律師梁肅戎「另闢後門」以政治解決的方式處理本案。

管轄權的移轉，可由直接上級法院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為之，我在開庭前在開庭後都以書狀請求移轉台北地方法院管轄。警總判決書和國防部判決書都隻字不提，檔案中也看不到任何裁定。

台灣的戒嚴是在1945年5月19日由台灣省主席陳誠宣佈的。台灣從此開始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陳誠的戒嚴沒有呈請立法院同意，也沒有經過總統公佈。戒嚴38年來台灣從來沒有發生戰爭，法院也從來沒有關閉，就軍事上來說，台灣的戒嚴是沒有「必要性」，也失去「比例原則」。在台灣的法律上，長期戒嚴無論在程序上或實際上都違反憲法的規定。

在西方國家，軍事法庭絕不是在輔佐普通司法制度。軍事法庭是在普通法院實際上停止運作才產生。英美軍事法庭只是行政機關用來恢復秩序的機構。以軍事法庭替代法院只是一種錯覺。軍事法庭的運作可以呈送法院認定。公共秩序恢復正常，人犯必須立即移送法院。在美國，若普通法院沒有「立即的危險」，並且能夠執行職權，軍事法庭是對平民沒有管轄權的。在長達38年的戒嚴中，軍事法庭對平民的審判都是違憲的行為。

卷宗中出獄後的跟監紀錄、1975年的判決書和判刑後的洗腦附卷，足以證明情治單位十多年來對我們的歧視、折磨和糾纏。

現代刑事制度對出獄受刑人設有更生保護制度輔導。國民黨政府對政治受難人則苛求迫害，極盡報復之能事。社會歧視和政治迫害使政治受害人面臨重重打擊。附卷之跟監紀錄足可證明國民黨政府迫害之事實。

在跟監中，我曾經向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控訴台北市景察局安全室主任盧金波妨礙自由。跟監的便衣警察竟目無法紀侵入呂一鳴檢察官的偵訊室監視。呂檢察官簽出傳票、定期開庭，褚檢察長隨後發出公文阻止開庭。呂檢察官立即被調職。檔案看不到訴訟資料，執法的官員就是玩法的惡棍。

我第二次被捕是由警察局安全室主任盧金波以栽贓的方式陷害。當然這是執行上級的命令。我受盡人間煉獄的刑求，李敖被株連，就是冤獄的證明。蔣經國在刑求之後到�K牢巡視。鄰室日本人小林正成可以作證。我在保安處刑求室中送出一封英文信，敘述所受酷刑和株連友人。這封信由鄰室小林攜帶出獄。小林目睹我被毒打後的蹣跚身影和浮腫的臉。〈獄中來函〉遂在《紐約時報》刊出。

1975年11月14日國防部呈送總統的文件指出：美國安�ｺ魯海斯等五人致總統電稱，「謝聰敏受虐待請予治療，並在公開法庭重審該案。」上級未曾調查，疾病則送三軍總醫院由國防醫學院教授檢查，三軍總醫院判定「輕度胃炎」，我的腹部絞痛依舊，遂絕食一個月。警總改送台大醫院覆檢，判定「膽結石」。我又被送回三軍總醫院手術，手術醫生剖開腹部，看到除膽結石外「盲腸已爛至膈膜」，手術救回一命。李敖也在酷刑中病倒。

美國安�ｺ魯海斯等五人要求「在公開法庭重審該案」。警總重審該案，但卻未公開審判。重審時美國記者及人權機構使者6人在法庭外等候旁聽。軍事法庭宣佈事關軍事機密不准旁聽。在卷宗中除了刑求逼供虛構罪名以外沒有任何軍事機密，羅織罪狀之原判決也未見附卷。

檔案中另附洗腦評語，則可列為監獄鬥爭之紀錄。

「一把辛酸淚，滿紙荒唐言」，每一個政治受難人都有同樣的感覺，往事已經隨風而逝。我整理舊檔案留給後人，但願有作為的領導人能負起轉型期政府的責任，還給人民公道。